我们坐在高高的大厦里边，听大大讲那过去的事情。
# 《新冠来了》
从前，有个知识青年，每天都不负人民。
一天，他觉得十分无聊，就想了个捉弄大家寻开心的主意。他向着城里正在工作的人们大声喊：“新冠来了！新冠来了！下楼做核酸啊！”人们听到喊声急忙拿着粮食和蔬菜往家里跑，他们边跑边喊：“不要怕，包子，我们来帮你打新冠！”
人们气喘吁吁地闷在家里一看，连新冠的影子也没有！知识青年哈哈大笑：“真有意思，你们上当了！”人们生气地润了。
第二年，知识青年故伎重演，善良的人们又冲上来帮他打新冠，可还是没有见到新冠的影子。
知识青年笑得直不起腰：“哈哈！你们又上当了！哈哈！”
大伙儿对知识青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谎十分生气，从此再也不相信他的话了。
过了几天，新冠真的来了，一下子闯进了人群。知识青年害怕极了，拼命地向人们喊道：“新冠来了！新冠来了！快下楼做核酸呀！新冠真的来了！”
人们听到他的喊声，以为他又在说谎，大家都不理睬他，没有人去帮他，结果知识青年的许多小粉红都被新冠咬死了。
# 《做核酸》
复旦有一位中国研究院的教授，——听说是张维为先生，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，已经背得很熟，上课前无需准备；下课了，讲到哪里算哪里，他自己也不记得。每回上课，都要先问学生：“我上次讲到哪里了？”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。班上有个女同学，笔记记得最详细，一句不落。张先生有一次问她：“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？”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，看了看，说：“您上次最后说：‘现在通知说下楼做核酸，我们下课。’”
这个故事说明上海核酸之多。我刚到上海的头三年，二○二○、二○二一、二○二二年，三天两头做核酸。有时每天都有，甚至一天有两次。上海那时几乎说不上有合理规划，做核酸想什么时候做就做。有时竟至在头一天”上海发布“：“明天将再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，按照”三区划分“原则，进行阶梯式管理，一鼓作气实现社会面清零！”新冠的奥密克戎变体还真言而有信，说来准来，说去准不去！一有大喇叭，别无他法，大家就都往楼下跑，叫作“做核酸”。“做”和“核酸”联在一起，构成一个语词，细想一下，是有些奇特的，因为所做的并不是核酸。这不像“做菜”、“做包子”那样通顺。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，谁都懂，而且觉得很合适。也有叫“搞核酸”或“测核酸”的，都不如“做核酸”准确。“搞”，太低俗；“测”又太文雅。唯有这个“做”字于无奈中透出反抗，最有力量，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。
有一个姓马名某某的同学最善于做核酸。他早起看天，只要是万里无云，不管有无核酸，他就背了一壶水，带点吃的，夹着一卷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，向楼下走去。直到太阳偏西，估计核酸不会做了，才慢慢地回来。这样的人不多。
# 《封控猛于毒》
包子过美利坚，有人哭于墓者而哀。包子式而听之，使刘鹤问之，曰：“子之哭也，壹似重有忧者。”而曰：“然。昔者吾舅死于Delta，吾夫又死于Omicron焉，今吾子又死焉。”包子曰：“何为不回国也？”曰：“无封控。”包子曰：“小子识之，封控猛于毒也！”